书评作品：加缪 《鼠疫》

作者：华中农业大学期刊中心  范敬群

“在内心的严冬深处，发现不可战胜的夏天”

——读加缪《鼠疫》

由啮齿类动物开始的烈性传染病，感染者高烧不退、病患急剧增多，官僚体系否认、犹豫迟滞，最终却不得不封锁城市。大量病人涌入，仅有80张病床，现有的医疗手段基本无效，医生舍生忘死的投入，患者无差别的大量死去，医疗体系被击穿后连安葬死者都成为了奢望。封城隔绝了旅行者回家的路途，数度谋求出城而不得，机会来临之时却义无反顾成为了志愿者，当然少不了投机倒把的商人大发横财。漫长的封锁后疫病突然又消退，惨胜的幸存者开始庆祝……

多么熟悉的场景，不过这是加缪小说《鼠疫》中的描写。快80年过去了，对付突发的传染病主要还得靠封锁、保持社交距离等老几样非药物干预措施，谈不上谁要抄谁的作业。至于小说中呈现熟悉的众生百态，我们只能自嘲寰球同此炎凉、人性亘古不变了吧。

加缪有着戏剧性的一生，尤其他宿命般的死亡，突然而荒谬。尽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但早逝导致他来不及构筑起自己文学王国，就像那些供奉在缪斯神庙中的同行一样，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，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。在疫情区间的各种推荐的书单或者朋友圈中，后者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大约是沾了“霍乱”一词的光，也与《鼠疫》一样频频出现。马尔克斯是我的最爱，但霍乱真的只是这部描写长达53年爱情的背景。如果要了解传染病的社会后果、要理解死亡，《鼠疫》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

在最难熬的2月，武汉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铅灰色的天，到了中旬还下了一场雪，身处其中的人每天除了操心肚子外，大约都被巨大的荒诞攫取，处于愤怒焦虑和恐惧之中。在一种极度压抑的氛围中我读完了加缪的系列作品。大学时因为无聊和虚荣，我囫囵吞枣地读过一阵子萨特，进而也读加缪。除了记住了两人相爱相杀的恩怨和几个唬人的大词外，我其实未曾读懂过他们。也许是感同身受，也许是暂时从惶恐中抽离的需要，更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增长，朝花夕拾式的阅读有了新的一些感受。

从4月中旬老鼠大面积死亡，4月30日门房老米歇尔死亡，在经历种种迟滞后，5月份城市宣布封锁，直到第二年2月疫情终于退散解封。海滨小城阿赫兰在漫长的封锁期间饱受疫病蹂躏，俯首皆是痛苦。“鼠疫逼使城门设防，逼使前来阿赫兰的轮船改道、返航。自关闭城市到现在，没有一辆车进城。从那一天起，机动车仿佛都在转圈子。……贸易也因鼠疫而失去了生机。”被封锁的人们产生巨大的“流放感”：“从此以后，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，迫不得已靠回忆往昔而生活。”身处武汉，读《鼠疫》是一种颇为痛苦的“幸存者”体验：近80年前小说里描写大多数事情，居然一幕幕的重演。我所在的学校和我的朋友中，有人就饱受时疫折磨，除了感恩自己暂时逃离死神魔爪外，我被愤怒包围、被无力感深深笼罩。

和加缪所处时代不一样的是，因为深度媒介化，通过融入日常生活的媒介系统尤其是社交媒体，我们链接地球每一个角落、建立了与他人无处不在的联结，构建了大事件“在场”的幻象。即使长达3月有余的封锁和刻意的保持社交距离，我们依然可以较为便捷的获取各种信息，通过键盘表达情绪和观点。“喷子”和“键盘侠”们啸聚网林，深刻撕裂了我们本就缺乏共识的社会。加缪如果生活在今日武汉，大约是不敢再写一部小说的，因为“递刀子”的指控正等着他。

还好，《鼠疫》不过是一本上世纪40年代完成的小说。和《局外人》中默尔索在沙滩莫名其妙地杀人一样，小说描写了另外一种“极限境遇”下的死亡：阿赫兰城成千上万人因疫病死去。二者都在通过对死亡的叙述来追寻生命意义，远离了日常生活经验。所有生命都有走向终结的时刻，一切生活的症结恰恰在于死亡的确定性。死亡既然不可避免，正视死亡便是最伟大的生命意识。生活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明知死亡在即仍然要热情的生活，正如西西弗斯推着他注定要滚落的石头。“判断生活是否值得去过”，因此成为加缪最珍视的基本哲学问题。

从老米歇尔死开始，到解封前夕塔鲁的死亡结束，《鼠疫》描写了大量的死亡。最让人崩溃的是法官奥东儿子菲利普的死亡，故事的叙述者里厄医生愤怒地对神父帕纳鲁说：“我至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们备受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。”紧跟着，神父也在可疑的不典型症状中死去。在帕纳鲁病亡前的第二次布道中，他提出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之中，至高无上的德操是对上帝的“全信”或“全不信”，这和他第一次慷慨激昂的布道大不相同。另外的一个叙述者、关心怎样做一个圣人的流放者塔鲁死在了解封之前，死的毫无意义而愈显荒谬。“（里厄）眼看着（塔鲁）这个形体沉入鼠疫的污水，却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次险情。他只能停在岸边，两手空空，心如刀绞，没有武器，没有救援，在灾难面前再一次束手无策。”

这些接近于白描的场景惊心动魄让人不忍卒读。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到那些曾经经历过的死亡，死亡让人猝不及防，通常连一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。从冬到春这个城市里有着太多的死亡，有被训诫的医生，有追赶灵车的妇人，还有6岁小孩守着祖父冰冷的尸体，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《二月》里描写的春天。

充满死亡的春天是残酷的，荒诞的生活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。瘟疫因此成为了表象，加缪通过死亡描写了人无所不在的荒诞困境。熬过元月份的武汉人会对第一章封城前的描写苦笑或者痛哭，但对困境的荒谬感受则是私人的，典型的如外地记者朗贝尔。他到小城只是偶然，被困后成为了“流放者”，急切地寻找各种途径突破封锁，好去巴黎见挚爱的人。他历经波折一次次又回到了原点，像极了卡夫卡《城堡》中一心想进城的勘测员K。

感受到世界的荒谬接下来做什么？是对所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都持普遍的怀疑论还是采取积极的行动？加缪作品深刻提出了如何对待荒诞世界的路径：清醒认识所处荒谬困境只是开始，奋起反抗才有意义。认识处境的荒诞，但并不虚无，恰如西西弗斯走向他的石头，这是一种不报希望的解放，“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，他的岩石是他的东西”。只有从荒诞中获取反抗、自由和激情，将死亡的邀请变为生活的邀请—“现在重要的是生活”。

延续了西西弗斯的传统，小说里有两类对虚无的反抗。一类是里厄医生和救护队们。里厄对朗贝尔说：“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。……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。”他又说：“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，但就我的情况而言，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。”里厄每天工作近20小时，城里的志愿者组成了救护队，被卷入鼠疫的外乡人朗贝尔在逃离机会来临的时刻，最终成为了救护队的一员。比起默尔索清醒对荒诞的不合作，里厄、塔鲁、朗贝尔和干了一辈子临时公务员的格朗，还有失去小儿子的法官等一批人，他们开始了群体性的抵抗。给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，提到“力图在无正义的世界上实现正义的可能性”，救护队的行动就是最好的注脚。“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”。

另一类是容易忽视的里厄母亲。里厄妻子病重到外地疗养之后，母亲照顾着医生的起居生活。她常常坐在一扇临街的窗户边，在塔鲁看来，“她就像黑暗里的一道光”，要远比鼠疫更有力量。这种将朴素的信仰贯穿于生活的力量，在作品中多有提及，也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日常，只是常常被遮蔽和遗忘。

里厄医生和塔鲁两人之间有过一次长谈，塔鲁称自己是流放者，是长期的鼠疫患者。他认为世界有祸患也有牺牲品，还有医生这样真正治病的第三种人。因为听见过太多蛊惑人心的道理，同意他们去杀人，因此自己一直就是祸患。现在要成为无辜的凶手，竭尽全力避免成为祸患。塔鲁的谈话是典型的加缪式人生哲学。理解了这段谈话，大致可以明白上世纪50年代加缪与萨特的决裂。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”，加缪明晓正与反，他坚定的信仰社会主义，却反对一切乌托邦，反对一切以理想正义名义的暴力，因此人们视他为人道主义者，他的理想生活正是塔鲁所说的第三种人，踏实的从本职工作出发、从生活出发。

在死亡荒谬阴影的笼罩下，暂时从情景中的抽离是反抗生活的本能，就像西西弗斯走重新滚落石头的那些时刻，对生活的暂时抽离成就了诗和美学的领域。《鼠疫》中最动人的部分，就是里厄医生和塔鲁在长谈后到防波堤下海域游泳，“（里厄）翻转身平躺在水面上，一动不动，脸朝着月光皎洁、群星璀璨的天空。他深沉地呼吸着，……他们终于摆脱了那座城市和鼠疫。”这是神来的一笔，写出了加缪“在内心的严冬深处，发现不可战胜的夏天”的诗意。

在对灾难的叙述中，最容易最常见的是“幸存者”视角。长眠者不会发言，“幸存者”用英雄与权威的姿态来定义胜利。加缪的叙述要克制得多，“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……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”。相较小说虚构的瘟疫，我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实的灾难，只到这一次，希望留下的不只是键盘上的口水和普遍而深刻的分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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